共19名旅客确诊，民航局向两航班发出熔断指令
[17]既然利益不由规范产生，为何会有规范所形成的法规范上的利益？应当说，对于物质性利益来说，规范本身确实并不会从无到有地生产利益，它只是在进行利益的分配。
不过在目前我国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以及执法实践中，声誉制裁存在种类繁多且相互交叉混杂的表现形式，包括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违法事实记入信用档案、列入各行业领域黑名单（如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列入文化市场黑名单/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等）、主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违法事实、公布存在安全风险的产品信息，以及将特定违法事实通知家属、社区或单位（如卖淫嫖娼人员信息），甚至将违法行为人游街示众[②]等等。[36]例如《动物防疫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与动物防疫有关的经营性活动的，由本级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
广义上的通报批评不但包含了狭义上的通报批评，还包含了处罚力度更进一步的公开谴责。从上述法律规范中也可以看出，公开谴责常会与通报批评同时出现在同一条文中。[11] 参见沈毅龙：《论失信的行政联合惩戒及其法律控制》，《法学家》2019年第4期。张学府：《作为规制工具的处罚决定公开：规制机理与效果优化》，《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期。[27] 参见朱春华：《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之间的正义——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折射的法律命题》，《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
这是因为声誉制裁实际上只是对行政执法中涉及减损行政相对人声誉的一系列行政行为的统称，而非单一的行政行为，其中包含了多种、多重不同的行政行为种类。因为假设行政相对人因治安违法行为被处以拘留决定，那么行政执法机关通知其家属时必然应告知相应的违法事实，此时通知的行为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法定的程序，告知违法事实则属于通知内容的应然组成部分。直到1971年通过结社自由宪法判决，才以激活1789年《人权宣言》、1946年《宪法》序言等宪法性文件的方式达到与上述国家趋同的状况。
[72]宪法成为最高法，也成为其他法的来源、基础、次级基础和依据。[66]然而，正如有学者批评，让宪法成为宪法规范，存在使宪法沦为一种单纯逻辑的风险，甚至更糟的是，沦为一种单纯的法律技术。《欧洲人权公约》于1950年11月4日在欧洲理事会主持下于罗马签署。[13]合宪性事后审查也更多体现为规范上移。
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摆脱了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区别，对所有部门法全面发挥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宪法法院能够废除违反其判例法的司法判决。
宪法实施过程中要承认宪法的空白。法国宪法中延续的议会制的精神和共和国传统均不允许司法机构审查法律是否合宪。宪法从上至下影响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行动，包括宪法与个人的关系甚至影响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要求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便是从家庭法的权利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
正如有学者指出，宪法与民法关系的最大问题在于宪法优位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冲突。[77] （三）宪法委员会自我矛盾的定位 宪法化也引起了宪法法官和普通法官的身份认同问题。[56]例如，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宪法委员会1993年8月13日第93-325DC号决定，[57]其中宪法委员会加入了最高司法法院在Bogdan和Vuckovic判决中的立场。[48]民法长期被认为是法国真正的宪法，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颇为棘手。
（一）立法至上理念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法不会犯错的卢梭学说破灭。刑法等部门法的合宪性解释中也存在源于刑法的宪法原则。
就立法权而言，宪法化限制了其在制定一般法律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或自由，规定了其为实现宪法权利而采取行动的若干义务。[58]此外，在普通司法诉讼中，普通法官长久以来可以援引宪法法官对宪法的解释，也可以独立适用宪法。
[67]换言之，宪法化会武断地将宪法的意义简化为其规范性概念，而损害其突出的政治层面，导致宪法学体系的贫乏。（一）对现有法律原则的确认 宪法学借鉴了各法律部门制定的原则，承认宪法本身的规范性来源于部门法，对现有法律秩序进行巩固和加强呈现出一种融贯性的努力。三、上移式流动：部门法宪法化之差异以及法院间的商谈 部门法宪法化的另一个规范流动层面在于宪法将某些原则吸纳到宪法领域（规范上升的流动）、以及将部门法中规定的权利上升为在宪法范围内的权利。从实践来看，1958年《宪法》类似一个蓄水池，事前审查中，立法草案是否违反宪法规范—尤其是基本权利—宪法委员会都从中寻觅审查基准。这意味着必须从宪法的角度来阅读和理解整个法律秩序，以便使其所载的价值成为现实。[83]这正好说明，宪法委员会说理能力较弱，也自认其无法自行对立法合宪性问题进行认定，不得不留出庞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给立法和司法机构。
在当下，宪法以前所未有的规范性力量蓬勃发展，进入了国家的法律领域和法律工作者的话语体系。[17]具体而言：其一，法国现行宪法在1958年制定之初设立议会两院制，在保证国民议会立法主导权的同时，让参议院扮演制动器角色。
促进部门法之间达成重要原则的共识，宪法作为上位法与下位法一同使整个法秩序更为融贯。作为所有其他法律的共同法律，宪法将成为能够建立各种部门法的法律，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法。
部门法宪法化的过程加强了普通法官适用宪法的行为，反而削弱了宪法委员会作为第一解释者的分量。而如何准确寻求宪法原则，宪法解释者需要吸纳学界和合宪性审查提请人的解释或起诉依据。
[64]然而，宪法化的悖论也颇为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宪法的政治性被法律性遮蔽、公法与私法在法律体系中的艰难协调、以及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解释机构的尴尬定位。摘要: 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主要呈现三重秩序，两者的关系呈现了从泾渭分明到交织影响的状况。法国法宪法化的现象晚于德国产生，在近50年的发展中，法国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展现了规范双向流动的特征：宪法相对部门法的下沉和部门法相对宪法的上移。尤其是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了20世纪中期备受谴责的私法公法化现象，加强了规范主义对私法自治的一种强加。
[78]换言之，宪法化产生了另外一项悖论：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化的主要推动者，促进更多主体参与宪法的适用，然而其自身似乎却因此走向边缘。实际上，共识性宪法原则之确立并不意味着公法和私法之间区别的消失。
（二）公法与私法关系的艰难平衡：宪法优位与私法自治 由于部门法的宪法化，宪法成为一套能够建立法律秩序的规则，宪法规范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主干，私法和公法的各个部门都与之相连。[53] 当然，从宪法委员会判例的角度来看，在对民法充分尊重的基础上，也在逐步实现宪法至上。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宪法委员会实际上更多或更明确地借鉴普通法院的立场。总的来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成立、备案审查制度实效性发展，为部门法议题的宪法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76]目前，针对这一困难，也有学者提出明确区分公法规范和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可以成立。[54]2010年法国事后合宪性审查机制启动以来，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引入了合宪性优先问题从而加强了普通法院判例法的宪法化。此过程体现了一种部门法宪法化过程中司法商谈正义。（一）宪法的法律性遮蔽政治性 长久以来，宪法的规范性较弱、政治性较强。
[26]如前所述，宪法化的概念严格来说并不是指宪法以外的规范进入宪法，而是指相反的现象——宪法及其原则和规则被置换到宪法以外的法律中，以限定后者的意义和范围。而上移则表现为部门法原则经由宪法判例确认入宪，以及伴随事后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发展，普通法院对宪法的适用和解释后来者居上，逐渐边缘化宪法委员会在宪法化进程中的领导角色。
[68]这种方法破坏了制宪权概念——宪法不再是制宪行为的结果，而似乎成为是宪法解释的结果。此外，在方法论层面，宪法化多通过宪法判例法进行研究。
例如有学者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3]有学者对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作总括性梳理，概括了三种类型的关系：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五、结语：适度留白抑或宪法反射？ 由上可知，宪法化的过程促使宪法规范进入部门法，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宪法的位移。
